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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 | 施鹤发：民兵把手榴弹扔到黑龙江对岸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施鹤发，下过乡，当过教师，上海市区级机关退休。
从前漠河的人物
作者：施鹤发
王队长
北极村那时就是漠河公社，最北边的村子就是中国地图上的鸡冠顶尖上，叫做老街基，文革时又叫立新生产队，那时我们插队落户就在那个村。
王队长，也是村里的党支书，叫宝田，似乎他的名字就寓示着漠河这一片富庶而美丽的宝地。我们知青从大城市到这遥远偏僻的边境，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，都有些不安担心。但宝田队长站在我们面前，一副慈眉善目，还带着乐呵呵的笑脸，让我们宽心了许多。
我们知青有食堂，王队长安排了会做饭的老乡给我们做。虽然吃菜困难，但是白面做的馒头尽着我们吃。王队长关照做饭的老孙头，要让青年们吃好了。老孙头做的馒头又白又劲道，甚是好吃。我们都很能吃，连女生都能吃下三四个，而每个足有我们南方的细瓷饭碗那么大，有的男生竟吃过十个。食堂白面光了，王队长说，库里取呀，又对李队长崔队长说，明年多开些地，多种些麦。
一两年下来，知青们大都胖了一圈，有的女生，脸蛋明显的圆了。正在成长的过程中么，这么吃，不长肉才怪。
第二年，王队长吩咐队里的壮劳力，到山里去伐些好木材，给知青们盖房。不久，四栋大木房子，在王队长的筹划指挥下，让村里能干巧干的老社员带着我们盖起来了。至此，四栋木刻楞房子整齐地排列在老街基的中间，现在到了北极村还能看到。
下乡几年过去了，我们知青想着上调上学，想着寻找其他出路，王队长一概支持，从不阻拦从不为难。
那年公社学校找我去代课，要我自己跟队里说去。找到王队长。他说，好事呀，去呗。学校给了代课补助金，我就交给王队长，可他说，留着呗。我说，队里还记着工分呢！他说，学校给的补助该你的，文化人么。我当时以为就是出一天的工，比下地干活轻松多了。涉世浅么！
以后，但凡公社要人的，王队长总是和其他两位队长商量着给各方面表现不赖的去。恢复考试上学，只要哪个知青觉得自己有条件有能力的，跟王队长说，他都会同意，给你敲章让你报名。
李队长个子不高，模样憨厚，是我们村里最懂农活，也是最勤快的人了，纯一个东北精细的老农。让他当生产队的队长再合适不过。他好说，不管谁干活慢了，干活马虎了，都要嘀咕，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都干的啥嘛。”“歇不够？坐月子哪！”“别磨蹭了，像个老娘们似的！”
我们在大地里锄地，他刺溜刺溜，早就把我们拉下一大截，我们就担心他在前面叫唤，只好挥汗如雨紧跟着。然后他返回来，看我们锄的垅，见没把草锄尽的，他就叫，“你看看，糊弄洋鬼子嘛。”打草打麦，伐木拉锯，我们跟不上他，就要“假得贵，假得贵”地叫，意思我们不使劲。所以我们都怕跟着李队长干活。
但跟着李队长干活也蛮快活，因为他说过你，事后就忘。休息的时候，他在就有趣了。这时大家可以逗他，也算“报复“他。
干了一阵活，很累，终于李队长让歇了，大家就盼这一刻，聚在树荫底下凉爽，那真叫个舒服。
有个老乡说，李队长会唱歌。大家听罢就吵着非让他唱不可。于是，他清清嗓子真的就唱：
“高高的兴安岭呀，一片呀个大森林呀，森林里面呀住着呀，我们的好兄弟呀”……
他喜欢每句都加上个“呀”字。“呀”字多，又拖着调，唱得有点滑稽，大家哈哈笑起来，就活跃了。
男女青年们在他面前相互闹开了，他被吵得烦，狠狠地说，“你喜欢，偶喜欢，你们两个就做伴。别他娘的闹巴叽叽，烦人！”
大伙一镇，待明白过来，笑得更欢了。个别调皮的男知青涎皮赖脸地对他说，“李队长，我还没喜欢的，你闺女，我喜欢，给俺做个伴吧。”
李队长站起来，扬了扬手， “没屁眼的，王八羔子，鬼才瞧得上你“，然后就叫，”干活了，干活了。”他不是生气，乘机叫大伙儿干活去。大伙还没闹够，叫，“没歇够呢”！“再歇，腚沟子长草了”，他撇下一句，自己先走了。大伙只好跟着他去接着刚才的活儿。
跟着他干活累，但大家都希望他一直当他的队长，因为在他的生产安排和组织下，老街基粮食充足，牲畜饲料充足，村里社员过冬的柴火粮食及土豆萝卜都给安排得妥当，而且他带着村里的劳力，一冬搞了不少副业，挣了不少钱。年底分红，每个劳动力都能分个千儿八百的。
崔队长
崔队长年轻些，典型的东北汉子，高高的个子，浓眉，长脸，满是络腮胡子，看上去有点英武冷峻，有点像后来我们看到的日本电影明星高仓健。看似冷峻，其实有时他很逗趣，也很俏皮，甚至有点可爱。也许，年轻些，不像李队长那样，巴巴实实干活样子的老农，我们更喜欢接近他。
跟东北农村的人一样，嗓门大，说话直愣，有时很粗鲁。他领着大伙干活，自己很认真，很卖力，谁干得不好，也像李队长一样要说。看到你磨磨叽叽，不使劲，或者看着我们知青吊儿郎当，干活像玩一样的时候，他不高兴了。他不像李队长嘟嘟囔囔，而是大着嗓门，粗活来了，“毛愣三光的，你瞎巴眼呀”，“使鸡巴劲呀”，操他奶奶操他爷的。骂骂咧咧，有时骂得你要哭。这个时候，你真得听他的，自己不好好干活么！
但有时我们确实干得累了，乏了，效率低了，他只是嘀嘀咕咕地嚷，在他“嚷”的时候，问题不大。我们不服气，怼他几句，他也只好尴尬着脸，笑笑，说，“就这么滴吧，歇工，回了。”他知道大伙确实累了。
他喜欢和我们知青逗趣，我们也一样。这时候他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嘴贫，荤的素的都来。你姐的你妹的，我们也不客气，你老婆的你小姨子的，乱说一气。东北农村的农民口无遮拦，俏皮话污秽话恶心话随口而出，一套套的。女知青在跟前，他不敢说，走后，便要编排揶揄她们了，英武冷峻的脸此时多了点丑陋和滑稽。其实他还是很正经的，只是嘴上无聊。但我们也要捉弄他，看他没个正形的时候，叫他“崔二逼”，“二逼队长”。
干活休息的时候，他问起我们大上海的情况。他说，你们那儿都是油漆马路？我们说，是。他说，那要老鼻子油漆了。我们笑他，说他“戆度”。他说“戆度”是啥，我们说就像你这个样子。看我们不怀好意地笑，他知道不是好话，说，“这帮兔崽子，没安好心，看我怎么尅你”。其实我们才不会遭他“尅”，我们只要干活不耍滑，不偷懒，我们不怕他的。
他对每个人干活盯得很紧。他对老乡不敢多说，因为有的老乡资历比他深，他是知道的，有门道而且很出活，服他们。但是对我们知青，他觉得我们还差点，管得紧。
有时，他真叫那个“特”。冬天在场子上给原木归楞，四个人或者六个人，硬是要把硕大的一棵原木抬上楞。那是多重多累的活呀！合着崔队长叫我们一起抬。先是六个人，“嗨呀—嗬”，怎么也抬不起。他叫了，还虎着张胡子邋遢的脸，“撤下俩，抬得起不？”真的被他拉下俩，只剩四个了。他说，都用劲了哦，然后猛喝一声，“起呀！”真的抬起来了。那是大家在他难有的淫威之下，拼命了，颤颤巍巍，硬是憋足了劲，将一棵硕大的原木抬到两三人高的楞堆顶上。我们一个个差不多都瘫了下来，骂了他一句“二逼”，撂下杠子就走。他“嘿嘿”憨笑着，说，“抬不起，就得这么着。”
不过，以后他再也没有让我们这么干过，他知道我们城市来的知青，经不起这样折腾、锻炼的。
可惜，他和其他两位队长都已早早过世。几十年后，我们重访漠河北极村，没能再见到他们，不免伤感，不免遗憾。
大料
村里的老于，是能人，在我们那儿真是一块“大料”。大家就干脆叫他“大料”。
大料长得十分壮实，虽然一个眼睛有点缺陷，但一点都不影响他的能干。他的力气，在我们那里，没人能与他比肩。
记得有这么个事。边防站一度组织我村中青年社员进行民兵训练。边境么，反修防修第一线，边境人民时刻准备敌人来犯。大家都在江边练习投掷手榴弹，你一抛，我一掷地，都在比谁扔得远。大料说，“看你们一个个熊样，就这种小玩意儿，我一下子扔到对岸去。”
对岸就是黑龙江对面的苏联境内。黑龙江这段，对面是一排山体，江面虽然窄些，但少说也有8–90米吧。他能扔得过去？众人都笑了，纷纷说，“说你大料，你就吹吧！”
见大家都这么笑他，他来了劲，见边防战士不在的当儿，真的举起手榴弹朝对岸使劲扔了过去。我们一个个睁大眼睛望去，只见那手榴弹“砰”的一下，正落在对岸的山脚下。幸好，我们投掷练习的手榴弹是那种没有火药的练习弹，而且对岸也是无人能立足的山体，苏方没人会看到。
我们都惊呆了，这个大料，真他妈的厉害。
说起大料在场子上的事，村里没有不服他的。一般人进了林子，都量力而行，找差不多粗大的树伐就行，只要出活。因为，伐下树木后还得自己将它装上爬犁，拉出树林。实在粗大的树木，整不上爬犁，更拉不出树林，不白整了吗？而且场子上干活，都是两人搭档，各记各的活，按实记分，别指望有他人会来帮忙。而大料一进林子，却专挑大的树伐，有时一棵树几乎是人家两棵树那么大。跟他搭档的人都是他自家的人，或是他兄弟，或是外甥，他挣的工分只能和自己人分。
他一进林子，那只歪斜的右眼就随着左眼四处转悠，找那些进出容易，特别高大的树。他走到树跟前，双手摸着树身，那只好的眼睛闭着，睁着斜的右眼，往树冠方向望，再围着树转一圈，然后停下说，就这儿下锯。跟他的人听他的，一把2米多长的大锯，两人一人一头，你推我拉，锯面就“刺刺刺”，很利索地进入树身。锯子是他亲手调理的，锯齿又快又利，角度又恰到好处，没人能整得这么合适，好使。一会儿，那棵树倒了，倒下的角度正对着能拉得出的主道。
连伐了几棵，跟他的人截去树冠砍掉树桠，他自己将爬犁赶了进来。爬犁靠在大树旁，他将一根长长的撬杠插入树根底下。跟他的人在另一边，也用撬杠插入树底，一头却搭在爬犁上，顶住爬犁。大树横卧在雪地里，齐胸粗，爬犁显得很低了。大料将杠子压在肩上，“啊”的一声吼，腰板挺起，巨木竟离地而起。他又喝一声，右脚垮前一步，大树又抬高一尺。对面的撬杠压得爬犁“嘎叽嘎叽”地叫。搭伴用根粗短棍，顶在撬杠上，把另一根撬杠插入树底。大料迅速地换了杠，又“啊”的一声，就将大树撬进了爬犁。一棵两千来斤重的大树，将近一个立方，竟让他装上离地4–50公分高的爬犁，而其他人整个半个多立方的木头都费好大劲了。
这么粗大的一棵树木，装上了爬犁，怎样拉出树林子，又得使出常人没有本事了。大料使唤的马，让他给调理得十分听话、用劲，那都是他驾驭的技巧了。谁都不知他咋整的，只听他“驾”的一声，“的儿”一声，那马竟将一棵沉沉的巨木拉出了树林。
大料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拿手，队里的难活，打草打拉大锯破板下江放排，都少不了他当头。干自己的私活，下江破冰下网，上山下套捕猎，每次都能满载而归。于是，村里人又叫他“大拿”。
他还有个绝活，就是做菜，据说年轻时拜过东北名厨。那是以前的事，后来由于长期食物匮乏，加之反修防修和反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，他做菜的绝技没有发挥展示的机会。
在外面场子上干活，晚上一堆人在大铺上歇息时，聊到吃，大料谝开了。他说，那会儿他在饭馆掌厨，来了个淘金客，跑堂的给他报了几个菜，都不行。跑堂的说，再有的就是贵的啰，飞龙、熊掌、鹿尾、犴鼻，吃得起吗？来客恼了，从兜里掏出个金袋，往桌上一拍，叫，那玩意算啥好东西，我要“红烧鸡巴”，做吧！看这架势，来客要砸场子了。大料出来了，走了过去，说，有。那位一看，这个眼睛斜拉吧唧的人竟跟他叫板，一拍金袋说，行，就等着了。等着，大料说。他让下手找一只嫩嫩肥肥的公鸡，宰了剁下鸡脖，抽掉里面的骨肉，只剩一层脖子皮，然后，将飞龙肉犴鼻鹿尾，加之猴头松茸，剁成泥，调上料，填入鸡脖里，又整出个模样蒸熟，再汆入他秘制的调料里，又烹调一阵，浇上料汁，淋上香油。一盘酷似“红烧鸡巴”其实是“红烧鸡脖”的菜给淘金客端了上来。
这事是不是真的，还是胡谝的，谁都不知道。但他做的一手好菜是真的。
有一年，我们知青过年，队里就安排他给我们做几桌菜。要知那个年月，尤其东北，冰天雪地的，哪有什么丰富的食材呀，也就是肉和土豆白菜萝卜，根本没有鸡鸭鱼虾。怎么整，我们想象不出能有什么。却不料，这个大料，每桌整整弄了十几个菜，光土豆，就有好几种，土豆丝土豆片拔丝土豆，白菜丝白菜片，古老肉锅包肉溜肉段，凉菜热菜，各种食材多种做法，香鲜绵糯软硬清脆，而且都具大东北特色。我们大城市来的这些人，这个年夜饭吃得，满意，欢乐。
这个什么都拿得下的大料，被后来改为漠河乡的政府要到机关食堂当了厨师。那时，因为改革开放，需要发展经济，多了宴请宴会，需要这样的人。后来乡政府给他解决了编制，大料成了机关的工勤人员，吃公家饭的人了。这在我们村里是唯一的一个。
如今，大料享受着城镇职工退休的待遇，今年85高龄了，依然精神矍铄，经常行走在北极村各个地方。
一撮毛
老张头也是我们村的知名人物，左脸颊下有个痣，痣上却长了数根黑须。村里的人都看过电影《林海雪原》，片中有个土匪叫“一撮毛”，像他一样小灵精的，所以村里人都叫他“一撮毛”。说像有点反派人物吧，但不是。我们知青跟他熟了，顶多开玩笑时，叫着玩玩。因为就是他，曾代表村里，到上海接我们来到东北这个黑龙江边境的这个村子。而且我们几个知青还一度住在了他家，虽然只是几天，却始终热情有加，因为我们这帮知青离开了家乡，来到这寒冷偏僻的边疆。
村里让他负责给我们知青“带帮教”，就是让我们接受他这个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。
据他说，他是河南黄县的，靠近山东，也是闯关东来东北边疆的。黄县人，做生意的多，听说就不像山东人那么直爽，是那种心眼多的人。
东北人说的“心眼”有点贬义，我们那儿无论老乡还是我们知青，把有点小心思、小想法，都说成“小心眼”。
跟他一起干活，有时我们累了，想偷个懒，说要撒尿，要喝水，要收拾工具，他不让。我们就说“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撒尿”，或者说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他说，你们这帮城里青年真会耍“心眼”。
其实他才会耍心眼呢。村里人都说他会“调理人”。“调理人”就是作弄人，没什么恶意，就是作弄你一下。对我们青年那样，或许就是给我们这些知青“再教育”。
我们青年中干活时不消说都想偷点懒，都喜欢找轻巧点的活儿干。
秋天，地里的纤麻收了，要剥下打绳的。虽然简单轻巧，但伤手指。剥得时间长了生疼，指甲都肿了，人人都恼。一些男生不想干，看见运送纤麻的人坐在马车上好自在，想换。老张头说换吧。哪料纤麻都浸陷在野外泡子的泥浆里。泡子里的泥浆，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更多年代的腐殖质混合的，臭不可闻。收下的纤麻杆都要这样浸泡一段时间，才不失韧性。到了村外的泡子跟前，老张头说，下去捞吧，说着，自己衣服一脱，带头跳了下去。大家一看，也都只得脱光了衣服往下跳啊。哇，真冷真臭，虽然是秋天，没过胸的水像冰锥一样扎着身体的每一处。我们哪有老乡那么抗寒呀，这一撮毛也不告诫。我们从未经受过这么刺骨的冷，只能个个咬紧牙关，把又臭又重的纤麻杆一捆捆抗上岸，装上车，然后穿上衣服拉回队。
这个罪遭的！这活儿当然我们也该干的，但是这么艰苦的活来得猝不及防。以后，我们看着有些活儿，老乡们干起来轻巧，像伐树拉锯，赶爬犁拉柈子，其实都是很艰难的。他们干得多，干得熟练，人也皮实了，或许不显得累，可我们还没经受过这样锻炼，干起来就不一样了。以后，我们只得老老实实，跟着学，慢慢来。
赶着车，赶爬犁，看似很简单，很舒坦，不费劲。马笃悠悠地走，老板子坐在车上或爬犁上，悠闲地轻轻吆喝，轻轻扬鞭。其实，老板子对这牲口的脾性都驾驭熟了，它才肯乖乖地听话，乖乖地走，快走慢走，走稳了。而且，一个人赶车赶爬犁出去拉货拉木头，真得有点门道和力气的。
我们知青中有个叫“二虎”的，他觉得赶车赶爬犁好自在，觉得也能干。他在树林子里锯呀砍呀，十分费劲，见老张头坐在爬犁上轻松地赶着马，很羡慕，说，老张你赶着爬犁太自在了吧。老张头说，自在吗？要不，你来？二虎不客气，过去跳上爬犁，抓起鞭子和缰绳，“驾“的一声就赶起了马。爬犁刷刷刷走了起来，二虎得意了，扬起鞭。老张头对我们嘿嘿笑了笑，说，看他怎么熊吧！
果然，那马随着鞭响跑开了，而且越跑越快，载着木头的爬犁被甩得左右乱摆。那是下坡，雪道被压实了，特滑，又高低不平。二虎想止住马，可那马不听，依旧跑，没久，就碰上了一个坎，爬犁带马翻了个个儿，连甩带撞，把他甩到了雪地里。
二虎嗷嗷地叫，叫也没用，周围没人帮他，只能鼻青脸肿地解开马套拉起马，翻起爬犁，重新套上，再装上一棵棵沉重的木头，哭丧着脸，一瘸一拐，把马连拉带赶，弄回到村。那一阵，二虎遭的罪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老张头冷眼看他，我们哈哈大笑。最后，因为马受了点伤，他让队长好一顿剋，还扣掉了一天的工分。以后这个二虎干活就老实多了。
我们村里的“一撮毛”老张头就是这样给我们知识青年“再教育”的。
待我们再见到老张头时，已现老迈了，左脸颊上的一撮毛也没有了，见了我们，很久才能想起。我们提及当年的事，他恐怕记得不怎么清楚了，但他还像当年一样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到他家去做客。
大胡子
大胡子姓袁，这里的人都这么叫他。大胡子，很有特征，除一脸的胡子拉碴，头发有点黄有点卷，鼻子有点翘，眼珠有点蓝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也算粗壮。我们觉得他似乎有点像对岸的苏联人，其实他就是二毛子或者三毛子，直说了，就是有着俄罗斯或者苏联人的血统。他却是我们村的贫协副主席，住在我们村的最北边，靠近黑龙江边了，按现在时兴的说法，就是中国最北一家。
他们一家子在我们村里确实属于贫穷的。大概村里选贫协主席是按家庭贫穷程度来选的。贫协主席和村里息息相关的生产、经济没有关系，不像生产队长那样管事操心，但大小也算得上一个村干部。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是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，大胡子便是给我们“再教育”的合适人选了。
他对我们知青确实比较关心的。我们刚到村里的那阵，他老围着我们转，问寒问暖。那时我们到农村到边疆插队落户，就是遵照伟大领袖“与贫下中农相结合”的思想精神来的，见此，我们为之感动，贫下中农对我们真的很温暖，真的像我们的亲人，真是我们可信任可依靠的人啊！
我们成了村里的生产队社员，就开始干农活了。
每年冬天，队上都要组织一批比较精干的劳力去“赶场子”。“赶场子”就是到伐木场帮助该区的林场采伐树木，把指定林子里的树一棵棵伐下，拉到指定的储木场，归上楞垛，然后由林场的人计量出所采伐的数量，按实付给劳务费，作为生产队集体收入。虽然林场给的钱款有限，但作为生产队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社员年底的分红主要靠的就是这笔款项。因此，队长会挑选全村的壮劳力去场子，而社员们也都愿意“赶场子”，因为给的工分高，而且还能领取一些像棉胶鞋啊棉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。
这次大胡子也去了，我们知青中壮实的也去了几个。路上，几个好说的老乡对大胡子说，你个熊，不守着家，怎么也来啦。大胡子横他一眼，我咋不能来？旁人插嘴道，“拉邦套”嘛，怎么地该换换啦。众人都笑，我们都没明白。
“拉邦套”是啥意思啊，有的就问。
“啥意思？你看，爬犁上坐这么多人，一匹马拉不动，得两匹马拉。”我们仍然不解。
那人不再往深里说了，转过来又说大胡子，你有劲吗？总比青年行吧！大胡子回道。那人讥道，嘻嘻，背不住这些青年劳动多了，比你强。
我们更不解，老乡咋那么并不尊重他这个贫协副主席袁大胡子。
后来干活中，我们发现，大胡子干活跟我们这些初涉农活的人也差不了多少。慢慢地，我们伐木、装爬犁、甚至赶套子、抬大木这些重活甚至都能超过他。
在歇息的时候，大胡子跟我们说，他”奶力“不够，是从小奶吃得少。他又进一步解释道，干重活时，要用“吃奶的力气”，就是从小奶吃得多。有老乡路过听到了，说他，大胡子，怎么又没“奶力”了，你婆娘的“喳喳”给人家叼了吧！
大胡子有点气恼，却只挥手嚅嚅说了个“去”字。我们觉得这些人有点过分了，大胡子却对我们叹气地说，哎，就这样了，咋整？
那些老乡背后跟我们说，这一冬，大胡子不用“驾辕”了，拉拉边套，省了那个劲。“驾辕”我们懂，就是马套在车辕里拉车或爬犁，旁的马叫边套。辕马，边套，我们仍然一头雾。
经过了一冬“赶场子”的经历，我们这伙人也都有些同化了，所听的稀奇事荒唐事甚至带荤的事多了，而自己也都一口粗话，一腔粗俗。
我们跟村里的人熟了，有时也串串门，和“贫下中农相结合”么。我们也去过大胡子的家。
走进他家，扑鼻而来的是一股子酸臭味，那是屎尿汗渍和乳臭的混合味。他们家实在太脏了。家中5个儿女最大的不到10岁，小的让他老婆抱在炕上奶着，见人来也不遮掩。他家女孩多，除了大的，其余都光着腚，散着发，脸上带着眼屎涕迹，见我们来，纷纷前来围着。我们赶快把带去的糖块饼干分发给他们。这时，我们发现有的小孩脸相差异很大，简直像另一个族的脸孔。大胡子穿着一件几近污黑的棉毛衫，直招呼你坐炕。我们哪能坐得住，只能象征性地坐会，就表示要走。他对我们说，没办法，孩子多，就这个情况。
其实我们也没什么目的，就觉得他是贫下中农，要跟他“相结合”而已。
我们离开他家后议论，某个小孩像谁？忽然，大家一致发现，像我们队的孟会计。孟会计我们认得，个子不高，长得有点特别，脸型像森林里某个民族，是个老跑腿。“老跑腿”，在我们这边就是那种很有经历的人，干过各样的活儿，挣过大钱，却又挥霍无度，落得光棍一个。因为他会拨个算盘，就在我们村当了个会计。其实，这个会计就像出纳一样，简单，算算队里工分和往来的流水账。会计室就是他的居所，有时我们也要到他那间屋去。到他那屋，如果他不在，大胡子就在，就像那里的主人。大胡子老在那里干吗？我们起先不在意，后来才明白，他不“驾辕”，“换套”了。他腾出家来，让孟会计去忙活，他休息。
这时我们才明白“拉邦套”的含义。
几十年后，我重返过我们下乡的那个村，特地拜访了大胡子的家。他健在，他老婆也健在，虽然都很老了，但比以前干净利索。我们问他，还记得吗？他认不出，我们说，是谁谁谁，那年头下乡的青年。他就记了起来。我们问他过得怎样。他扳着手指，如数家珍。我们知道，他儿女众多，但都不错。当我们问他自己怎样，他却很自豪地告诉我们，说，他参加过抗联，现在政府承认了，给他发了证书，并给他一年多少钱的补助金。
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有这段经历，那时没有人说起过他的那回事儿。
“县”长
他叫善宝，绝不是什么县长。那年不知上哪儿，大伙儿都坐在爬犁上。走江道时，爬犁左右打滑，很不稳当。老板子怕滑翻了爬犁，让大家下来走。善宝说，他穿的大头鞋也打滑。他很少到野外干活。老板子说，那给你现挂个掌呗。挂掌，是给牲口蹄子钉上带刺的铁掌，便于在冰天雪地里行走。
“拉他去铁匠铺现挂个掌。”大伙起哄了。“现挂掌”，“现”和“县”同音，“掌”和“长”也一个音，大家干脆就叫他“县长”了。这样，“县长”在我们村里算得上是个知名人士了，而且其他村，甚至公社干部，都知道我们老街基有个“县长”。
“县长”长得矮小瘦弱，右眼有疾，眼珠不会转动，看哪儿都像在看你。村里的人虽然喜欢逗他，却也十分照顾他。队上安排他当生产队的保管员兼着记分员。我们都在外面干活，都是重活累活，耕地播种，打草割麦，伐大木抬大木，串排放排，太阳暴晒，冒着酷寒。“县长”在库房的小屋里看管物资，登记工分，适合他。
我们去领工具，领粮食领任何东西，县长都随你拿，他就做做登记。你去报工分，都是听你说，干什么，该多少分，他就记多少分。他不计较，但社员们都实事求是。“县长”相信我们，我们也相信他。别看农民自私，但个个都非常诚实。那时候的农村的人都这样。
“县长”年龄蛮大的，村里像他年龄的人都早已成家立业了。甚至他弟弟也和我们女知青中的一个好上了。
我们常去“县长”那儿，有时赖在他那温暖的小屋里偷偷懒。这时，大家都要找乐趣逗“县长”了。说，谁谁看中你了，给你做个媒？他知道在逗他，但还半信半疑，问谁。那人说，长的有点缺陷，脚有点小，耳朵大些，鼻子圆点，吃相呼噜呼噜难看点。他知道又上当了，说的是猪。不过他不生气。
女生也常去“县长”那里。看到女生来，“县长”更是殷勤，女生要啥给她们挑啥。但是女生觉得“县长”的眼睛老是盯着她们看，而且目不转睛。女生就要拿东西拍他脑袋，说，快到关里找个媳妇吧。其实“县长”眼睛不是盯着她们，是眼疾。“县长”家才没有钱到关里领个媳妇归来。
“县长”找的谁，什么时候成家，这是我们离开后的事。那次我们回北极村，见到了他，还一起吃过饭。他依旧那样，见到我们非常高兴，说话行动仍不温不火。他有儿有女，但听说老婆跑了，我们也不便问他。席间，村里的那些老娘们还逗他，说，“县长”，你把金袋拿出来瞧瞧，我就嫁给你。她们说他，在买的老房子的炕洞里捡了一袋子金子。那房子的主人，原先是个老淘金客，他老婆就是奔着他的金袋来的。
他的儿女都很能干，现在办起了“农家乐”，一大排房子，设施齐全，生意火红。我们在微信群里看到了他在自家的“农家乐”大院里照的像，虽然有些老迈，依然那个模样。
松江老太婆
松江老太婆正是上海松江那边的人，至今谁都不知道她的名姓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她是被人贩子从江苏的松江拐骗到漠河老金沟当“窑姐”的。“窑姐”就是“窑子”里的妓女。解放前，漠河往南六十里地的老金沟十分热闹，因为那儿有个金矿，很多闯关东的人，都涌到那儿去淘金。那儿商铺多饭馆多，同时大车店窑子馆也多，都是淘金人撒钱的地方。松江老太婆就是从那儿出来的。
现在漠河老金沟这个地方也开辟了几处景区，其中就有“妓女坟”。传说老金沟的妓女一代代的很多，她们悲惨不堪的命运无人知晓。我们在那儿时，听有点经历的人说，凡到老金沟淘金及谋生的人，当然包括窑姐，很少有人走得出来的。妓女坟其实早已不复存在，只不过为了印证妓女们的存在，重新修筑的一个景区。究竟有多少无名无姓的冤魂埋葬在那里，无人知晓。我村的松江老太婆，年少时被卖到那冰天雪地的漠河老金沟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其中的苦难，可想而知。但她还算是幸运的，能熬了过来。
松江老太婆是怎样和我村的马倌张麻子一起来到我们村，谁都不知。在村里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松江老太婆，她几乎足不出户。马倌，差不多整日在马号，勤勤恳恳地喂养着村里的马和牛。我们常去马号，那儿有口井，我们食堂用水都得上那儿去打，马号里还有个大地窖，队里收了土豆萝卜都往那里放，我们去那儿卸土豆取土豆，经常能见到马倌老张头，但从来没听他说过话。
村里的一些老跑腿常聚在马号的小屋里，他们羡慕马倌张麻子，说他好赖有个家，还能热炕头热菜热饭伺候，不像他们老光棍，一直漂泊着。确实这些老跑腿老光棍，居无定所，大都在村外各个点上生活，回到村里，只能住在猪圈马号的小屋里，干不动活了，只有到远离村子的大马场五保户据点“养老”去。
松江老太婆怎么和马倌老张头过在一起的，我们都不得而知，但不论是松江老太婆还是老张头，都是最好的归宿。
松江老太婆深居简出，在村里很难见到她。那时听到老乡说，村里马倌家的老婆是上海人。在这么遥远偏僻的漠河竟也有上海老乡，我们上海来的知青就稀奇了。因为那时都不知道漠河的历史，不知道漠河曾经因金矿而繁荣过，既繁荣，就有窑子馆，那都是解放前的事。一些知青得知她曾是妓女，更觉得新鲜。他们正值青春期，对妓女充满着好奇和想象。于是有些人，女生也有男生就到她家去串门。松江老太婆见上海青年来串门，十分高兴。她一辈子常在“望乡”的梦中度过。对跟前的上海青年，她自然感到十分地亲切。可有些青年好奇，非要问出她当年在窑子里的情况。松江老太婆，最不堪回忆和诉说当年的悲惨和痛苦的往事，只想知晓家乡那边的现况，以解乡愁。
那时，和我们一起下乡来的还有上海市委几个靠边站的干部，有的是南下干部，虽然靠边站，但似乎革命本色犹在，阶级斗争意识很强，见一些知青经常去的不是贫下中农的家，而是解放前当过妓女的松江老太婆家，从前逍遥过的混混处，觉得很不妥，就组织青年们开会学习，要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，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，向贫下中农学习，并严肃地指出，不能学旧社会的污秽糟粕。他们还找了村里的书记队长，要求对松江老太婆进行严肃批评，杜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受到不良的影响。
但是，这些知青根本听那些干部的。队里的书记队长，也不当回事，跟松江老太婆说都没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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